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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人有着50年金石之交的著名作家——![]()
1996年末，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诗人徐迟突然弃世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文化界。究竟是梦游还是有意识的自杀?为何自杀?由于徐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引起外界对诗人之死的种种猜测。最近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与智者聊天》一书中，该书作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访问了与徐迟有着50年金石之交的著名作家。事隔多年之后，现年89岁的冯亦代终于可以平静下来详细分析叙述挚友之死。这里摘选其中部分内容。
是梦游还是有意识的自杀?
李：您是怎么得知徐迟过世的消息的?这一消息当时对您的打击我想一定很大吧?
冯：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袁鹰一见我他便把我拉到人稀的屋角，轻声在我耳边说，听说徐迟坠楼死了，你有什么消息吗?我不敢不相信。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我才第一次听到……将近深夜时，章含之来了电话，告诉我徐迟秘书徐鲁所谈徐迟弃世的经过。
李：徐鲁当时是怎么说的?是不是也是大家通常的说法?
冯：徐鲁的话是这样的：徐迟自北京回武汉后经常抱怨他睡眠不好，差不多每晚都要做恶梦，有时白天也有幻觉。他的病经有关的医务人员会同研究后，断定是老年躁动症，会有幻觉也会有幻觉中的行动。出事的晚上，徐迟把陪夜的特别护士打发走了之后，医院的值班护士每隔15分钟去病室里看望一次。大概午夜的一次，他先前还好好睡在那儿，护士隔15分钟再去，就不见了徐迟，后来才看到了洞开的铝合金窗以及已经被掰得变了形的窗框。据分析，可能是徐迟梦里走过那儿开了窗，然后爬出了窗外，等户外的冷风一吹，他醒来了，发现自己身在窗外，便掰住了窗框，最后把窗框掰得也变了形，但最终还是……后来据丁聪说，徐迟的手劲是很大的。放下电话我也禁不住老泪纵横……这一夜我总想着徐迟乐呵呵的一生，一直到天大亮，也不能入睡。
李：古今中外，有很多作家、诗人，比如海明威、茨威格、川端康成，以及中国的三毛、海子等等，都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徐迟的死到底是什么方式呢?您是他生前最好的好朋友，通过对他多年的了解，您觉得徐迟是自杀，还是在无意识中走向了死亡?
冯：他为什么会死，是自杀还是别的什么?似乎很难说清。当然不可能是他杀。不过，在我的心里，也可以说是他杀……
李：此话怎讲?
冯：我是说，他是被电脑网络所杀。
李：电脑网络?
冯：有一年春节前徐迟曾来北京，住在三阿姊家里，我曾多次去看他。第一次去时，他在念一本英文书，是讲宇宙的，他随手递给我，说这是本好书啊，很值得读读。但我翻了几页，看不懂，便放下了。然后听他说20世纪末快要到了，人类又将逢上一次大劫难，甚至会因之而毁灭等等。我当时听了有些吃惊，回来对宗英讲，徐迟上网中了邪了。以后再去时，他又谈到劫难的事，还说信息时代将完全改变人类生活，而如果发生战争——即使没有战争，人类也会毁灭。战争再也不会像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了，因为这已是信息时代。我禁不住说，我们都是相信唯物论的，你怎么又倒回去相信唯心主义了?他说这是互联网告诉他的，并笑着说你不懂电脑，对你说是白搭云云。
李：所以您说，有可能是互联网杀死了徐迟?
冯：这个想法在我脑里盘桓了多日，我自问要不是这样想我又能怎样想呢?一个一向热爱生活，对人世一直保持乐呵呵的态度的人，怎么可能扼杀自己的生命呢?
李：您是说，是电脑上不真实的信息影响了徐迟的思维?
冯：也不完全是。在武汉，他一个人离群索居，真是太寂寞了。我和宗英都劝他来北京。特别是有一次他谈到患了电脑病，一坐在电脑旁，两只手就要动，就要打字，就要一直打下去，甚至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他说以后只有不用电脑了，由他口述、录音，由徐鲁打成文字；然后他在稿上改动、定稿。我们都为他能离开电脑而高兴。他患的老年躁动症，也可以说是直接原因。他在北京曾经对我们说过，他还有美尼尔氏症，好像肺也不好，小腿也发生了问题，行走起来，很困难。我们要他多下楼走动，他说环境卫生不好，他怕下楼，等等。我们就劝他不要回武汉了，但是他说要赶紧把《江南小镇》杀青。后来武汉来了人，把他接回去了。
李：记得您曾经提到过，有一位医生的死，对徐迟的情绪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冯：对，是个医生，徐迟的一个好朋友，叫李颢。这个人曾以他高超的医术，在重庆时救过乔冠华的重病，后患癌症去世了。他的死对徐迟影响很大。有几个人，徐迟是很在乎的，特别是那个医生。那个医生的子女都在国外，他先去英国看儿子，又到东南亚看女儿，回来后就死了。本来没什么，只是对徐迟来讲，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没有心理准备。于是他寻思，他是不是也该走了。
李：像您刚才说的，人们都认为徐迟死于老年躁动症。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或者说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徐迟在本质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诗人。他一生热爱科学，并从事科技题材的写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的增长，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现代高科技信息的汹涌澎湃和狂轰滥炸，他的精神世界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张狂，越来越神秘，也越来越玄乎。同时他理想中的东西太高太远，太美太纯，甚至永远不可企及，于是在他的精神之鸟处于神游的一瞬间，他便选择了死，以使自己精神的痛苦得到永远的解脱。因此，我不同意徐迟的死是无意识的死，是人们所谓的昏迷状态的梦游所致。而恰恰相反，我认为徐迟的死，是一种清醒的自杀，是他生命的一种自觉选择。
第二次婚姻破裂，
徐迟的经济几乎崩溃
冯：徐迟不幸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作协五代会的会场后，大家有如五雷轰顶。由于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没有一个字的遗言留给我们，因此对于他的死因便有了各种猜测，甚至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因与那位“女士”分手，感情上受到打击而厌世的。
李：徐迟是位有远见卓识和广阔心胸的作家，婚姻不顺，对他的情绪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如果说就是或者仅是因为他与那位“女士”分手，便导致他的自杀，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太小看徐迟先生了。您后来是怎么看的呢?
冯：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徐迟的死是老年躁动症。
李：您的这篇文章我看到了。但坦率地说，我是不赞同这个观点的，而且当时我很纳闷的是，别人这么说还可以理解，您作为徐迟的知己，难道还不了解徐迟吗?为什么也这样说呢?
冯：那时候我不得不这样写。
李：为什么?
冯：因为死的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不然人家会问：不是这么回事，那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一时如何说得清楚?最后我又看了徐迟写的东西，觉得他的死是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无意识地跳下去的……
李：真的?!您认为徐迟的自杀，还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或者婚姻方面的原因?
冯：应该说，也有吧。徐迟的婚姻不是很理想的。前妻去世后，娶了后来的这个爱人。这个女人我也认识，我觉得不理想，当时就对他讲，先别找。所以他结婚也没给我讲，晓得我不会赞成。他和这位女性结婚后，两人的家庭生活不太幸福，他的情绪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钱，第二次婚姻破裂后，他的经济几乎就崩溃了。
李：可以说，您们既是知己，又是益友了。
冯：是的，徐迟懂的东西太多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有涉猎。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特别是开创了报告文学的道路，为中国文学体裁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真是功不可没。将来投身缪斯殿堂的文学新人，也会永远记住他。夏衍老人在世时常常提到他，说中国文人，除了那几位原先学理工和医学转到文学的人外，徐迟可说是最先一个涉猎自然科学的人，我们应该像他那样扩大读书的范围，要读些自然科学的书刊以扩大自己的眼界。几年来我试着照他的话做，但只要同徐迟一谈，就觉得自己差得远了。我以“徐迟迷”自命，可我永远做不了一个像徐迟那样的人……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
作者：顾迈南
来源：《炎黄春秋》2007/8
我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素昧平生到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为他写了十数万字的内参，实在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反对那场动乱，同情“文革”中科学家们的遭遇所致。
说起来，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一次报告会，听当时科学院的负责人武衡在报告中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没敢讲名字)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听到这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文革”迫使许多科学家都中断了研究工作，现在听说有人竟然做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因此便立即询问坐在身旁的科学院的一位局长：“武衡指的这位年轻的数学工作者是谁?”
“咳，他叫陈景润，快死啦!他是个怪人!”
我听了心想，既然做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又快死了，此人一定非同寻常。于是，我决定访问这位怪人。
第二天，我便来到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所，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慢吞吞地说道：“噢，你找陈景润啊，你找他干什么?”
“我想找他聊聊，听武衡说，他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那人眯缝着眼睛，沉吟片刻，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而他至今还活着……”那位造反派苦笑了一下，又说：“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项基础研究也没啥用处，我们都懒得理睬他，这不，他来了!”
陈景润就这样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打量着这位采访对象，不禁惊呆了。当时，正是暮春时节，而他还是“全副武装”——穿二身厚厚的棉裤棉袄，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在场的人们大概看出了我的惊讶，解释说因为陈景润患结核病，长年发低烧，因而着装厚。
“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你要老实谈问题!”大概习惯了被人斥责，陈景润听了造反派头头的训斥，并不介意。他那浓浓的黑眉毛下一双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笑意，不停地边冲着我点头“谢谢，谢谢……”
在此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找陈景润本人和数学所业务处的负责人乔立风等人，作了几次访谈，过后，写了两篇内参，一篇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
两篇稿件大概的内容是：1942年（错误！应该是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大数学家欧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两个猜想，一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第二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欧拉给哥德巴赫回信说，他相信这两个猜想是对的，但是他说他不能证明。
稿中说：“18、19世纪的数学家都试探过，都没有能够作出证明，以致到了1900年，德国数学家布尔伯特在第二届国际数学会的著名演说中，把它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之一，留给了20世纪的数学家们解决。要证明这个猜想是那样艰难，以至于德国数学家朗道1921年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数学会上，无奈地说：‘用现今的数学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所不及的。’”内参稿中还写道：“自从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前150年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些成果……
陈景润兴奋地注视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在数学所他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1965年冬季的一天，陈景润交给王元(华罗庚的学生、当时数论组负责人)一篇论文，题目是《大偶表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有5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宣布：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也提出证明还要进一步简化。因‘文革’开始，在1966年5月的《科学通报》上，仅发表了l页纸的简报，从简报发表到全文发表的6年中，国外数学家都知道陈景润宣布的研究结果，但谁也不相信是真的。1972年《中国科学》复刊后，陈景润在该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题目是：《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有20多页。他把原来的证明作了大量的简化与改进。王元等人看了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在《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的内参中，我写了陈景润原系厦门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1956年，他寄给华罗庚一篇题为《塔内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改，华罗庚看后，说：“他(指陈景润)真有想法!”随即把陈景润调到数学所。
内参还反映说，陈景润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3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数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我还引用数学所科学家们的话说：“陈景润从事的这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但在国际上却是有影响的，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他，给他治治病，让他把哥德巴赫猜想继续研究下去……”
两篇内参稿件，及后来我采写的十几万字的关于陈景润的内参，都受到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内参组的张书忱等，看后都迅速编排成动态清样送给了党中央的各位领导。内参送上去以后，很快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一天深夜要我陪有关领导(其中有迟群、武衡等人)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我们乘坐几辆小汽车来到中关村数学所的宿舍，这天，陈景润和往常一样还没有睡觉。他把门打开以后，映人眼帘的景象令人震惊：这是一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前放着一张三屉桌，桌上床上到处堆着书籍、资料，窗台上，地上，放着破饭碗，药瓶子。碗里还有干了的酱油。一人说，为了节省，陈景润平时不吃菜，用酱油泡水喝……天都快亮了，床上的铺盖还没有摊开呢!
门打开以后，陈景润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夹缝里，惊恐不安地望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
武衡是位刚获得“解放”的“走资派”，他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那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竟然还有这样奋不顾身地钻研学问的人。半晌，他说：“陈景润同志，跟我们走吧!”
陈景润就这样踉踉跄跄地跟人们走了。在这之前，武衡对我说，“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人都看了内参，批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要他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是奉命来带陈景润治病的。这天深夜，他们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里，坐下来以后。对他传达了毛主席对他的批示。陈景润听了，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在场的内科专家张孝骞等人，给陈景润作了检查，说：“你需要做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你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住医院是陈景润很不情愿的，这中间还有个故事。
送陈景润进医院的那天傍晚，我随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和中科院的负责人再次来到数学所的宿舍，见我们来了，陈景润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迟迟不肯动身，并明确表示不想住医院。研究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再来了运动，你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住医院花国家的钱，还要受批判的。”
经过一番耐心劝说，他总算勉强同意跟人们走了。
不久。来到309医院，由于事先打过招呼，因此医院很重视接诊工作，各级医护人员都来了。护士拿来了病号服要陈景润换时，他死活不肯换。见这情形，迟群把在场的医护人员赶走以后，说：“陈景润，把存款单拿出来吧!”
陈景润无奈地从棉袄里掏出了一个塑料口袋，递给迟群，迟群随即递给了同去的数学所所长赵蔚山。
“这样吧，我念，你记!”
“你这包里共有多少钱?”
“不知道，现在我的脑子很乱!”陈景润说。
他被迫掏了一包又一包，最后算下来共有6000多块人民币，两块手表。
“这些存单请你们所长带回所里，放在保险柜里给你存着。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回到研究所时再还你。”陈景润听了，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住院期间，他还是偷偷跑回所里，要回了存单，自己保存。)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随时把他的情况通过内参向党中央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他从一次次无形中受到党中央和中科院领导的关怀中判断，我大概是他唯一可以讲真话、可以信赖的朋友。
陈景润成名后当上了人大代表，有一年，人代会开会期间，我和他在京西宾馆相遇。那天，他精神焕发，满面笑容，他对我谈了成为名人后的种种苦恼，也谈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展。谈话中，他对我诉苦说，有很多记者老是围着他转，弄得他很烦，有的记者甚至夜里去敲他的门，使他无法工作。他问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记者。
“深更半夜地来敲门，谁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小偷?”
“不过，你例外，顾大姐，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他笑着说。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对他说，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人家采访报道你，是好意，你不应该把半夜敲门的记者和小偷等同起来看待，并表示，以后我也不会随便地打扰你……
“四人帮”垮台以后，科学界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他被第一批评为研究员，科学院还给他安排了宽敞的住房。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陈景润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台上，并做报告。他在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科技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只不过是攀上了科学的一座小山包，我的经历和千千万万个科学工作者的经历都说明，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必须苦战!
他在报告中，还用整整一段的篇幅，讲述了新华社记者对他的帮助。
陈景润成名以后，成了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有些事越传越玄，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事实的真相。一年以后，他被邀请到美国访问讲学，传说他不准备回国了。回国后，为了公开辟谣，编辑部又让我采访了他。
1979年6月里的一天，我再次来到陈景润的小屋门前(这时，他还不肯搬入新房)，正要敲门，他从房里迎了出来，笑着邀请我屋里坐。这天。他情绪很好，除了人显得胖些外，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你还住在这间小房子里呀?”见面后。我说。
“早就叫我搬家，我没搬。现在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足够了。”他说。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谈了访问美国的观感，并说，美国以及英、法、德等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都邀请他去讲学或短期工作，由于他感到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婉言谢绝了。
陈景润说：“现在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静下心来念书，不然，我就要落后了。”他说，他在出国访问期间收到了中外人士的上万封来信，他很想每封信都答复，可是实在没有时间啊!
我对陈景润的最后一次访问就这样结束了，离开了他的小屋。可是，脑子里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对这间小屋的记忆。在这间6平方米的窗子上糊着破报纸的小小陋室里，陈景润十数年如一日，他每天早起晚睡，忍受着长年发低烧的病痛，有很长一段时间拿着80％的病假工资(改革开放以前，陈景润每月工资只有87元人民币，每月还要给他老父亲寄15元)，日夜潜心研究高深的数学理论，共演算了6麻袋稿纸。如今，他成名了，可是他还是他。
这次访问以后，我写了篇通讯，题目就叫《他还是他》。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6月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200多年的漫长岁月，有多少数学家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地钻研它，最后都失败了。因而陈景润的成功就格外引人注目。
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李希特合著的《筛法》一书，写完了10章，正准备出版时，“陈氏定理”忽然问世，作者决定推迟出版，又立即以《陈氏定理》为题，专门写了第ll章。
1979年法国出版了古今一千多位大数学家的传记，陈景润也列在其中。那年，美国科学院副院长来华访问时，惊问陈景润：“是什么力量和毅力，使你大力推进了如此之难的哥德巴赫猜想呢?”
英国数学家赫晋黎，在写给陈景润的信中惊叹道：“啊，你移动了群山!”
人生苦短，如今，陈景润已经驾鹤西去。不久前，他留在人世间的遗物、手稿，已经被永久地陈列在了庄严雄伟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事迹，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能享受这种礼遇，是他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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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细节不同】
回忆当年采访陈景润：怕退休后生活困难
本文摘自《百年潮》杂志 2009年第8期
作者：顾迈男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在数学基础理论方面作出世界先进成果的陈景润处在病危中，处境艰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出于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责任心和对那个年代科学家不幸遭遇的同情，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几篇内参，这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使陈景润终于得以治疗。在长期交往中，我和陈景润结下了诚挚的友谊，知道了陈景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初识陈景润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我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一次报告会，听当时中科院负责人武衡在报告中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未讲姓名)，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武衡讲的这位年轻的数学工作者是谁?听到这里，记者的敏感驱使我立即询问坐在旁边的中科院的一位局长。
“哦，他叫陈景润，病危啦!是个怪人!”
听了这番话，我心想：既然作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又病危了，此人一定有采访价值。于是我决定立即找到并采访陈景润。
次日早晨，我来到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一位姓罗的“革委会”负责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慢吞吞地说道：“噢，你找陈景润，你找他干什么?”“我想采访他，听说他作出了一项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我答道。那位负责人眯缝着眼想了想，说：“这个人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不行了，而他至今还活着……”那位负责人用极为冷漠的语气讲了上述一番话，苦笑了一下，又说：“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去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个哥德巴赫猜想也没啥用处，我们都懒得理睬他。”那位负责人说着说着。陈景润恰巧来了，笑嘻嘻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望着这位采访对象，惊诧不已。当时已是暮春时节，而他还穿着一身蓝色的棉袄棉裤，戴着一顶破旧的蓝色鸭舌帽。在场的人大概看出了我的惊讶，便说，陈景润因为患结核病，常年发低烧，因而这般摸样。
“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她要采访你，你要老实回答问题!”陈景润大概已经习惯了别人用这种语气对他说话，对那位负责人充满训斥的话语并不介意，苍白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笑意，不停地对我点头说：“谢谢，谢谢……”
为陈景润写内参
在这之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天天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找陈景润和研究所业务处的负责人等采访。通过相关资料和大量的采访，我知道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大体情况、陈景润的研究成就和身体、生活状况。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大数学家欧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两大猜想，一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2个素数之和；第二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欧拉给哥德巴赫回信说，他相信两个猜想是对的，但是，他不能证明。
18世纪、19世纪的许多数学家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但都没能作出证明，以至到了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第二届国际数学会的著名演说中，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未能解决的数学难题之一，留给20世纪的数学家们解决。然而，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很艰难的，192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数学会上，德国数学家朗道十分无奈地说：用现今的数学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不可及的……
自从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前150年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了些成果。
我国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很感兴趣，他兴奋地关注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
在厦门大学读书时，陈景润听老师们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他首先钻研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不仅读，而且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后来，他给华罗庚写了信，附上自己的论文《塔内问题》。在论文中，他对《堆垒素数论》书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正。华罗庚看了这篇论文后，问自己的学生、数论组负责人王元等人：“这个陈景润是干什么的?”王元等把听说的陈景润大学刚毕业、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告诉了华罗庚。华罗庚很高兴，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在华罗庚的建议下，陈景润于1956年秋天被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陈景润对我这样说过：他“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走后门’调来的人。”从此以后，陈景润更是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停止过。
1965年冬的一天，陈景润兴冲冲地交给王元一篇论文，题目是《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20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认为这篇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提出还须进一步简化。
“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1966年5月，《科学通报》仅发表了一页简报，公开了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但对此国内外的许多数学家不相信是真的。《中国科学》复刊后，1973年陈景润在该刊发表了作了大量简化与改进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20多页。王元等人看了他的这篇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陈景润所从事的这项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但在国际上还是很有影响的。我还听中科院数学所的同志说，陈景润是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取得这些研究成就的。陈景润当时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仍潜心研究，用过的稿纸有几麻袋，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他每月只有80多元的工资，三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几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可是，陈景润病情已经很严重，中关村医院已经多次给数学所下达病危通知书，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了解到陈景润在数论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他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处境，我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和记者的责任感，在采访后，赶写了两篇内参稿件：一篇题目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我在内参稿中详细记述了我了解的上述情况，并呼吁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陈景润，给他治治病，让他把这项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和陈景润成为好朋友
上述两篇内参稿件以及后来我接连采写的十几万字的关于陈景润的内参稿件，都受到新华社国内部有关负责人和编辑们的热情支持。他们及时将我写的稿件排成清样，迅速送给了中央领导。
在这之后不久，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要我陪同有关负责人(其中有迟群、武衡等人)到中科院数学所看望陈景润。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我们乘坐几辆小汽车，浩浩荡荡地来到中关村数学所的宿舍。穿过暗黑的走廊，来到了陈景润仅6平方米的小屋。门打开后，我们看到陈景润正在稿纸上书写，进行数学研究，床上的铺盖还没有打开。见我们来了，陈景润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狭缝里，惊恐不安地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他不知我们的来意，不知所措地沉吟片刻后，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他解释他在听英语新闻广播，表示他关心政治，并非搞数学研究。他之所以如此惊恐和辩解。是因为那时对他专心搞研究、不问政治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他曾表示今后不再搞业务了。他以为我们是半夜来检查的。
那天，我们突然进入陈景润的小屋，陈景润惶恐不安，我也被映入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房内靠墙放一张单人床，床前放着一张三屉桌，桌子上、床上到处都堆放着书籍、资料，窗台上、地上放着几个破饭碗、药瓶子，碗里剩有干了的酱油……同行的中科院的同志说，为了节省，陈景润平时不吃菜，用酱油泡水就着饭吃。“好长一段时间，陈景润因患病，发低烧，只拿80％的工资，而他房间里的灯夜夜亮着。”见这情景，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那个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竟然还有像陈景润这样痴迷于科学研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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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68岁的武衡从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改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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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获得解放的中科院负责人武衡向陈景润说明了来意，要陈景润到清华大学检查病情。陈景润这才释然。在这之前。武衡告诉我说，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看了我写的两篇内参，批示有关部门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深夜造访陈景润，是奉命来带他看病的。
这天凌晨，武衡等人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坐下来以后，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陈景润听了，苍白的脸上漾起了笑意，用带有福建口音的话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随后，同行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专家张孝骞等几位医生给陈景润检查了身体，然后，对陈景润说：“你需要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住院治病，是陈景润很不情愿的。送陈景润进医院的那天傍晚，我被邀请跟随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及中科院负责人一同前往。于是，我们再次来到陈景润的宿舍，见我们来了，陈景润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迟迟不肯动身，并明确表示不愿意住院，数学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陈景润很小心地说：“再来了运动，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住医院要花国家很多的钱，是会受批判的!”经过再三劝说，陈景润很勉强地跟我们走了。
我被安排同陈景润、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负责人（cys4824——即迟群）同坐一辆车。途中，那位负责人问陈景润，听说你在银行里存了很多钱?你的生活国家负担，你存那么多钱干什么？陈景润听后，思忖半晌说，“文化大革命”中，数学所的造反派来宿舍把他的存折都拿走了，最近才还给他。他说：“我身体不好，怕将来退休后生活困难。因此，我把钱都分散存在了中关村附近的几个储蓄所里……”
说话间，我们来到309医院。由于事先打过招呼，因此，医院很重视对陈景润的接诊工作，各级医护人员都赶来了。护士拿来了病号服，要陈景润换时，无论人们怎么劝说，他也不肯脱下那身厚厚的棉衣、棉裤。最后，不得已把白色的病号服套在了他的棉衣棉裤上。见这情形，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那位负责人让在场的医护人员出去以后，说：“陈景润，把存款单拿出来吧!”陈景润不情愿地从棉袄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递给那位负责人。随后，那位负责人又递给了同去的中科院数学所负责人。
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那位负责人问陈景润：“你这里面共有多少钱?”
“不知道，现在我的脑子很乱!”陈景润说。
“这样吧，我念，你记。”那位负责人对我说。
一张张存单最后算下来，共有6000多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两块手表。
“这些存单请你们所长带回去，锁在研究所的保险柜里，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回到研究所时再还给你。”那位负责人说。
陈景润听了，无奈地点了点头。但是，住院期间，他还是偷偷跑回数学所，要回了那些存单，由自己保存。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随时把他的病情通过内参向上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他从一次次无形受到的关怀中判断，我大概是他唯一可以讲真话、可以信赖的朋友。
向我倾诉出名后的烦恼
陈景润成名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四人帮”垮台以后，科学界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他第一批被评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还在中关村分给他一套宽敞的住房。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陈景润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并作报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科技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报告中，他用了整整一段的篇幅，讲述了新华社记者对他的帮助。
在这之后，我发现陈景润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老朋友，我曾委婉地批评过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人大开会期间，我和他在京西宾馆相遇。那天，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他对我谈了成为名人后的种种苦恼，也谈了研究哥德巴(陈景润这样称呼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展。谈话中，他向我诉苦说，出名了，有很多记者在各种场合老是围着他转，弄得他很烦。有的记者甚至半夜去敲他的门，他问我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些记者。他还笑着对我说：“深更半夜地来敲门，谁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小偷?”“不过，顾大姐，你例外，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里很不舒服，对他说，新闻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人家采访报道你，是好意，你不应该把深夜来采访的记者和小偷等同看待。然后，我对他说，以后我也不会随便打扰他……
不过，即便是这样，陈景润仍把我视为知己。有一天，他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家中，对我说，他要结婚了，征求我的意见。我祝贺了他，对他说，这纯属他个人的私事，请他自己决定。
“陈景润回来了!”1979年6月的一天，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负责人乔立风打电话给我说。我问陈景润现在在哪里，乔立风说在他原来那间6平方米的宿舍里。于是我赶到了数学所，和乔立风见了面，一起去宿舍见陈景润。
乔立风说，陈景润提升为研究员后，研究所给他安排了宽敞的住房，“但是，他仍然不肯搬家呀!”谈话间，乔立风陪我来到了陈景润的宿舍门前。正要敲门，陈景润已经从门里迈出来了，笑着邀我们里面坐。这天，陈景润上身穿了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下身穿一条“的确凉”裤子，留着小平头，除了人显得胖些外，和以前相比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宿舍里，床上、桌上、地上、窗台上，仍旧堆满了书。
“你还住这间小房子啊?”我一面环视宿舍的摆设，一面问。
“早就叫我搬家，我没搬。现在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够好啦。”
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陈景润兴致勃勃地向我谈了不久前他访问美国的观感。他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伍尔夫教授分别给他和著名拓扑学家吴文俊来信，邀请他们前往参观访问。他和吴文俊夫妇、一名翻译于1979年1月6日到达普林斯顿。这个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心，经常邀请各国知名的学者前去访问，那里环境幽静，类似我国北京的香山，有茂密的森林，如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最使人感兴趣的是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很多，一天24小时开放。各国科学家有时在阅览室喝茶的时候也交流学术思想。
“我还是老毛病，喜欢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也参加茶会，但是不多。”他笑着说。然后，他继续告诉我：“我也同各国科学家交谈，印度、意大利、日本的都有。大家在黑板上演算各种各样的题目。这个研究所分物理、数学、历史3个研究部门，行政负责人是美国人。但是，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大都不是美国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最后在这里去世。我和吴文俊教授在这里参加了纪念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
陈景润告诉我，他到普林斯顿主要是参观、访问，继续搞自己原来的研究工作。访问期间，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各国科学家对他以往在数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赞誉他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关于哥德巴赫问题的研究成果是著名的“陈氏定理”，还称赞他在“筛法”问题上有很大贡献。美国以及英、法、德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也曾邀请他前去讲学或短期工作，由于他感到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婉言谢绝了。
“几个月以来，通过和各国同行共同探讨数论方面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也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最后，陈景润说。
谈到今后的打算，他说了两个字——“念书”。
对于成名后忙于各种事务，陈景润也还是很清醒的。他说：“现在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静下来念书。不然，就要落后了，就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了。”然后，他告诉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他收到了中外人士上万封来信。对此，他很无奈地说：“我很想都答复，实在没有时间啊!”
这次采访以后，我针对当时社会上传说陈景润可能在美国不回来了的种种谣言，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叫《他还是他》。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及各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赞叹说：“啊，你移动了群山!”如今，陈景润早已驾鹤西去。前些年，他的遗物、手稿被永久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代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业绩，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
